“9月15日，日军演习已经到了北大营边上。”沈阳文史研究馆的吴学贤如此讲述，“演习是从城外到城里一步步推进，9月2日，在北大营附近的文官屯、关帝庙；3日，演习进攻城垣的野战；4日和5日，演习包围东北兵工厂；8日最可恶，北大门外架起了机关枪，佯攻沈阳。在合堡大街上的巷战演习也是在那几天进行的。”“14日到17日，演习一直在北大营边上，17日演习中，两个日本警察还冲进去割断了北大营的电线。”

然而，这样已经带有强烈战争性空气的回荡，又是太多次重复导致麻木。沈阳居民习惯了城里城外的路障，8日甚至被要求出来观看演习机枪射击，“那时候，这样的演习天天都有，大家只是觉得日本人欺人太甚，公正地说，当时没有人想到，这已经是战争边缘。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后，沈阳人最初也没想到这是东北沦陷的开始。”研究沈阳城市生活史的辽宁省社科院张志强研究员分析说。

实际上，1931年9月18日前，沈阳城的一大片土地已不属于中国管辖。

当时的日本人基本住在商埠地，当地地名一律以町为名，大批日本兼西欧式样的住宅小楼掺杂着公园、医院、学校，20万日本人生活在这里，实现着他们的“新满蒙”理想。据说，当时这里的小楼设计比东京还要新潮很多，因为大批日本现代派设计师在国内不得施展才华，叫着“到满洲去”，都到了沈阳。当时日本人居住的商埠地和附属地，连着朝鲜人聚居的西塔，使沈阳市区扩大了一倍多。许多日本人来到沈阳就不肯离开，认为这里是他们心目中的美丽新世界。

吸引日本人的绝不仅是在这里搞建筑实验，而是新城市本身的兴盛程度：商业区域成片发展；十余种中文外文报刊为不同的利益集团说话；晚间的娱乐场所一片灯红酒绿。东京最新的电影在这里可以看到；日本国内的报纸开始连篇累牍探讨“新满蒙现象”，讨论为什么东京的城市建设比不上沈阳。当年郭沫若在沈阳车站下车，繁华的街道和满街的日文店使他以为自己到了日本。

在这样的城市里，1931年9月15日沈阳的十余种报刊还是风平浪静地展示着一个发展中都会的文化气魄、市民气息和商业精神，也展示着沈阳各种势力纠集的情况。当日最大的报纸“盛京日报”头版广告版上最大的广告是日本的东京电气株式会社制造的“珍珠淡气泡”的灯泡广告；副刊上的重头文章是分析意大利诗人邓南遮的超人思想。社会新闻版上有趣的新闻则是“夜贼多罪，翻入人家被当作匪徒枪毙”，“满铁防疫工作急行”；国内新闻上报道了东北各个地区为长江水灾所作的贡献；世界珍闻版则是介绍一种治疗失明的石头。

沈阳的娱乐场所

1931年众多的暴力与阴谋事件都发生在沈阳的娱乐场所，包括与本文相关的若干事件。

高度发达的商业活动，极大规模的工厂建设和流动性人群的众多，造成了沈阳当时近乎畸形发展的娱乐行业：影剧院、俱乐部、妓院、歌舞厅在个区域内都为数不少。其中最高档的是张学良开办的“同泽俱乐部”，属东北军高级军官俱乐部，不对社会开放，俱乐部门前是意大利风格的长廊、大草坪和雕塑。“当时社会上的人要是接到‘同泽’的请柬，都觉得是件荣耀的事情。”张志强说。除了“同泽”，还有沈阳南市场附近的凯宁俱乐部，也是豪华出名的。

在沈阳的每个区域内，均有当时刚刚兴起的影剧院，“亚洲电影院”、“大观剧场”等是较出名的几家。沈阳是全国第三个上演有声电影的城市，排在天津、上海之后，30年代的沈阳人看电影、看话剧还是时髦活动，“是青年男女谈恋爱时的典型场所。”1931年9月的报纸上刊载着众多当时上演的美国歌舞巨片的广告。

当然，另一种场所更引人注意，那就是妓院。当时的沈阳实行娼妓合法化，中国人开办的妓院分为五等，头二等属于高档的，后三等属于低档。当时登记在册的妓女有6000多人，头二等有1000多人。按照沈阳作家马秋芬的说法，“（1921年之后开发出来的）北市场的买卖字号中妓馆最流行”。这里三等妓馆最多，1931年时有150多家，平康里、永宜里等处整天有流水样的人流和金钱涌入。这和当时沈阳大型工厂众多是离不开的，有些工厂主为每月表现好的工人包下妓馆作为奖励。

除中国妓院外，日本人和朝鲜人，包括流亡中国的白俄也开设了自己的妓院，日本人开设的“红叶馆”就很出名。当时的妓院由于流动人口多而发生着众多的故事：“中村事件”的泄露据说就是一名中国士兵在妓院里多嘴；而9月18日晚到达的剑川也是被先邀请到妓院中，以防止他制止日本军队的进攻。

当时虽然各种妓院特征有别，但是，老板可能是同一人，董六，此行业的老大，中国人，却掌管了日、韩、白俄多所妓院，他本人住在日本人集中的商埠地，解放后，董被枪决。

在当时许多刚到沈阳的日本人看来，这里真是“花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