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在热烈讨论马克思主义发展问题的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意义和实践贡献成为焦点。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重要节点，对当代中国道路发展，乃至世界局势和认知都产生了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由北京大学主办、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承办的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5月5日召开前夕，各国知名学者接受主办方采访，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印象做出了各自的回应。

 

　　改革开放：赋予中国一个全新的重要的国际角色

 

　　大卫·兰恩（剑桥大学研究员，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最初，西方很多人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看作一个暂时的现象。他们认为，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就无法实现有效的经济改革。甚至直到2005年，许多顶尖的学者仍然预计，将成为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性力量是日本而非中国。

 

　　此次大会（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将详细讨论中国的发展，但了解政治家和学者关于其他非社会主义社会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或应该）采取中国道路的看法会很有意义。很显然，中国的领导人并没有要“出口”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没想把它强加给其他国家。但是，是否有了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都能够适用的普遍道路？这些国家和政党从“中国特色”中学到了什么？或者每个国家是否根据他们的国家情况来定义他们自己的国家道路？

 

　　布兹加林（莫斯科国立大学特聘教授、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与剑桥大学客座教授，《政治经济学问题》《抉择》杂志主编）：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国人民继续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最重要的因素。伴随着中国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对于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人口大国来说，怎样强调国家的发展方向都不过分。

 

　　对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之前所特有的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历史经验和具体发展模式进行客观比较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大多数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肯定中国取得的重要成就，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美国，近几十年在经济发展方面实现了巨大飞跃，中国正在探索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今天持有各种理论和意识形态立场的世界各国的学者都在积极研究中国经验。俄罗斯高度关注中国经验。我们大多数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学者认为，中国渐进改革的模式，将市场与计划结合，将非公有制与公有制相结合，这比俄罗斯实施的激进改革（所谓的“休克疗法”）更有效。事实也证明了这个观点。

 

　　帕特里克·德雷（法国著名学者，《国际通讯》杂志主编）：毫无疑问，中国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近代史（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中国对世界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日益变得明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多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改革开放是中国重要的战略方针，它将中国和世界联系了起来，使中国与全球其他地区进行了一次新的邂逅。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两个方面的贡献：一个是中国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全球正面影响，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从中受益；另一个是，面对苏联解体后西方学者判定的“历史已经终结”，中国崛起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例子。

 

　　萨纳西斯·吉乌拉斯教授（希腊克里特大学政治科学系政治科学教授，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的改革是现代历史的里程碑之一，它将一个古老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现代国家。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可以被视为21世纪最为重要的大规模改革实践，它对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影响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其结果将会推动未来几十年的社会塑型和世界发展。

 

　　埃尔维拉·孔切伊洛（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知名学者）：改革开放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矛盾的过程，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赋予中国一个全新的重要的国际角色。

 

　　雅克·比岱（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主席，《现实的马克思》杂志主任）：我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近代历史上一次重大而进步的事件，正如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一样。我对“开放”的概念并不完全确定，因为这个表达在西方没有标准含义。我认为，在中国的背景和语境下，它指的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发起的改革。我认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引入更多市场机制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对世界而言最显著的变化无疑是经济上的成就

 

　　韩东屏（美国威尔逊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专家）：跟世界上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我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非常关注。离开中国30年中，我几乎每年回中国，到农村和工厂做调查。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的人均产值，中国的综合国力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国际货币组织按购买力平价估算，中国的国内总产值已经于2015年超过美国，中国的亿万富翁的数量也于2015年超过世界首富美国，这无疑是改革开放最耀眼的成就。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目标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目标基本上实现了。改革开放的第二个目标，让先富带动广大人民共同富裕，尚需继续努力。

 

　　事实证明，改革开放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命运；对全世界来说，这一影响也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的革命性意义。

 

　　魏昂德（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一段时间，中国一直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摸索阶段。历史的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具有广泛的历史和比较意义，我很高兴看到这40年来的一系列积极的发展成果。对我个人来说，这真是非常鼓舞人心，我很高兴看到中国的崛起。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目前在生活水平、教育水平和享有的卓越的基础设施（道路、交通、铁路、机场）等方面，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此外，餐馆的数量和食物的质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我们曾在中国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我的体重减轻了。而现在，如果我们不刻意控制饮食，我们的体重会增加很多！这不再是我1980年时第一次访问的中国，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中国的发展会如此迅速。

 

　　我一直致力于使我的研究与社会学和中国研究两方面都结合起来。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使这样的努力变得更加容易，尤其是中国在改革时期的快速发展所具有的内在重要性。邓小平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独特方法，中国以外的学者普遍认识到这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但却迟迟未能认识到其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更广泛的历史意义。中国的重要性使得中国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的领域高度相关。

 

　　穆斯塔法·马什拉菲（摩洛哥穆罕默德五世大学法律、经济和社会学院副院长）：中国也曾像其他一些国家一样面临着殖民统治，殖民地化是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和中华文明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自1949年以来，中国完成了统一国家的第一个重大挑战。首先，中国共产党反对殖民霸权，这是拥有独立的政治决策和建立主权国家的第一步。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智慧、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毛泽东时代开辟的道路，这些成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亚洲和非洲地区一些国家反抗殖民统治和争取自由斗争的典范。1978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成功地实现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转型；40年后，我们可以看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如何实现的。今天，这一充满勇气的选择的结果在中国和全世界都可以看到。

 

　　汤姆·洛克摩尔（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很明显，伟大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中国以这种方式加入了现代国家的社会。我不太了解改革开放，但我正在尽我所能去学习。我想知道，在对改革开放的描述和分析中，外文的来源不知道是否准确。革命不是瞬间实现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实现的。

 

　　在我看来，对外开放对中国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这要作出许多艰难的决定，但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革命都是如此。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的变化非常迅速。即使是我在北京工作的短暂时间里，中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尽可能地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我希望最近的快速进展在未来也将持续下去。我关注这些事态的能力受限于我的汉语水平。但我希望，如果我继续学习这门语言，我将逐渐获得书面文字和口头交流的能力。与此同时，开放的问题仍然使我感兴趣。开放意味着许多不同的东西，它明显地改变了中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我相信开放对中国人和其他人都是好的。通过开放我们了解别人，这反过来又使我们能够一起解决我们所有人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具有非同一般的贡献

 

　　埃米尔·萨德（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政治公共事务协调员、教授）：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上个世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被认为是21世纪历史中决定性现象之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助于理解上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历史境况，并且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运用于新情况的一种理解，这也使其成为全世界左派的基本理论和政治参考。

 

　　米歇尔·哈德森（美国白宫前经济顾问，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研究专家）：中国革命的偶然性影响是，西方试图以曾经发挥作用的保护性关税的形式将其孤立——这种关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取得工业领导地位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国的巨大优势在于其能够抵御寄生于西方经济体的银行和基础设施的私有化和金融化。开放经济的过程仍然需要高度的选择性，以避免在经济上对外国资金和信贷的开放，中国可以在不借助外汇成本的基础上进行内部创造。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中国需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施加外国经济压力之前，采取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资本管制。

 

　　虽然西方经济体将其基础设施私有化，并通过提高基本需求价格来垄断经济租金，但中国创造了一种能够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国家竞争的混合经济。通过保持公共部门的银行和其他基础设施，中国能够自由地或以补贴成本的方式提供基本服务（交通、水、教育和其他需求）。相比之下，西方经济体将这些活动私有化和金融化。这会增加生活成本和做生意的成本。这也迫使西方经济体深陷债务。这就是美国和欧洲担心中国取得成功的原因，同时美国和欧洲试图说服美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将其经济进行私有化和金融化，而美国新自由主义者相信俄罗斯和其他后苏联经济体在1991年以后理应如此。中国正在避开这条道路。

 

　　埃克·考普夫（德国爱尔福特师范大学教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编辑人员）：中国是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人民服务，巩固社会主义道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阮鹏翔（越南胡志明学院教授，知名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1917年十月革命为人类开辟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经过艰苦的斗争取得胜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那时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40年过去了，中国发展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邓小平的理论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的发展，批评了“左倾的教条主义思想路线”。在苏联和东欧解体的情况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就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创新道路。越南为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在报纸上刊登许多文章，各出版社也相继出版了一些相关书籍，包括邓小平文集。

 

　　改革开放：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肖恩·塞耶斯（国际知名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克思与哲学评论》创始人）：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4年，从那以后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1974年，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绝。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80%的人口依赖土地生存，许多物品是手工制作完成的，机械化程度很低。住房和交通都处于最基础的水平。商店简单朴素，只供应基本的必需品。然而，这却在极大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平等。

 

　　那时在中国所有的东西都被循环使用，没有浪费；空气很干净，食物也不掺假，人们的衣着很相似。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在衣、食、住的方面得到同等的满足。大众的健康、教育和福利水平与当时同等水平国家（如印度）的水平相当。

 

　　从改革开放起，中国经济就有了极大的发展。中国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人们衣着更加多样，并开始自由表达不同的观点。互联网、电视等为大众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中国人开始更深入了解世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国旅行。

 

　　在这段时间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中，中国的部分研究成果逐渐开始用英语翻译和出版。很多我所看到的工作和我接触过的学者都在这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以外几乎很少人知道。即使在马克思学者中，也只有中国专家才知道。我希望中国的学者们能够有信心去批评资本主义和市场的一些负面影响，并展示政府的中央控制和计划是如何得到真正的社会效益的。

 

　　沃林（国际著名学者，知名欧洲思想史家）：无论何时用何种标准去评判，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被视为一次惊人的成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试图把中国由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看看今天中国的主要城市，这些成就不禁让人印象深刻。此外，当今中国不仅是一个地区大国，它已成为一个世界大国，这反映了其惊人的经济进展。尽管今后还面临着很多挑战，例如如何保持像过去几年的高经济增长率，但是未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前景应该是前途光明。

 

　　用我自身的经历来讲，最近几年，我经常在中国的主要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南京、济南等地教学和讲学。访问期间，我常常有机会和学生谈论他们的职业计划。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对未来的高期望值，而且男女学生都是如此。这些中国学生非常勤奋，他们期待着光明的未来。我发现当今中国令人印象深刻和很受鼓舞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国青年对未来发展的乐观态度。

 

　　其实中国近几十年的马哲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对此抱有极大热忱的还不多，这一点令我很失望。因此，我的一个愿望是，第二届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能够突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近几十年中所经历的变革。

 

　　萨米尔·阿明（第三世界论坛主任，前联合国IDEP顾问）：我对于中国革命的评价一直是积极的，或者说是非常积极肯定的。中国革命不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复制品”，它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由于新的全球架构，特别是随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8年05月04日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