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４日新媒体专电题：儿童之殇，法律漏洞纵容了恶父母？
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周竟 杨丁淼 周强 胡星
贵州１１岁女童杨贤（化名）遭亲生父亲长期虐待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我们在谴责这个父亲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疑问，为何杨贤被虐待３年之久才得到有关部门的真正重视？杨贤的父亲会受到怎样的惩罚？法律能否保护杨贤在未来的生活中不再受侵害？
记者调查发现，杨贤事件绝非个案。近几年来，媒体就曾报道过多起儿童被父母严重虐待的事件。
据了解，我国在《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等法律中，都有针对禁止虐童的条款，但有专家认为，由于法律规定较为模糊，实际操作较困难，才导致了虐童事件的屡屡发生。
“法律规定父母不能对孩子施暴，但这无法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若父母对孩子施暴了，孩子该如何受到保护。”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说。
依据法律，父母若虐待孩子，最严重的处罚是：剥夺父母的监护权，并按照虐待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处以刑罚。然而在现实中，孩子受虐待新闻虽时有曝出，但父母被剥夺监护权或者被判刑的例子却不多见。
一位基层民警也表示，当有类似的报案时，他们一般只对父母进行警告、教育，严重的行政拘留数日，很少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去年，杨贤头皮被她父亲用开水严重烫伤，当时也有人报警，然而警方对杨贤的父亲进行批评教育后，并没有采取更多措施。
佟丽华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按照现行法律，一旦父母被剥夺监护权或者坐了牢，孩子就很可能会面临无人抚养的尴尬局面。“未成年人监护制度设计上存在漏洞。”佟丽华说。
《民法通则》第十六条对未成年监护权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即父母没有监护能力的，由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承担监护责任，若上述人员没有监护能力或没有上述监护人的，则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在现实中，由于长辈年迈或者去世以及独生子女等情况，由亲人代替监护实现起来存在着一定难度。由‘非亲非故’的父母单位或居委会等机构来承担监护责任更是难以实现。”佟丽华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构来给这些孩子作后盾，这等于变相纵容了某些父母的作恶。
目前我国能收容儿童的机构是儿童福利院，但儿童福利院一般只收养弃婴或孤儿，这意味着被虐待的孩子很难在这里得到救助。
“我们必须要改变一个传统观念，就是养孩子只是家庭的事情，其实孩子也是国家的，当家庭不能或者不适合再监护的时候，国家应当把责任承担起来。”佟丽华说。
知名律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孔维钊也表示，我国当下亟待建立起国家承担责任的监护制度。
“虐待儿童事件发生后，首先监护人要被问责，与此同时，政府应当代替父母承担起监护的责任。”孔维钊说，国家应该成立专门机构来负责这块内容。
孔维钊说，社会组织在这方面也大有可为，国家可以用购买服务的形式，将部分职能转移，减轻实际操作的困难。“如当孩子父母的监护权被剥夺，政府可以把孩子寄养在社会组织中或其他家庭中，并由政府提供必要的经费。”孔维钊说。
专家还认为，由于目前儿童受虐待涉及方方面面，现有的法律不足以完全给予保护，因此呼吁国家尽早出台全面保护儿童的法律。“莫让‘儿童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这样的话仅停留在口号中。儿童受伤，伤的也是国家。”佟丽华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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