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肾失踪"风波:涉事医生称不敢再接大手术

时间:2016-05-24 19:44来源:大西北网- 澎湃新闻网 作者: 点击: 载入中...

穿着棉袄的他在电话中向媒体记者解释,自己还没有拿到鉴定书。

刘永伟展示他在不同医院做的六次检查的诊断结果。

他说自己身上的两个伤口还没有愈合,时常疼痛。

“肾萎缩”调查结论公布后,安徽患者刘永伟“肾失踪”的疑云消散。

但刘永伟不这样想。

身体有伤的他,坐在自家沙发上,拒绝相信第三方医院做出的检查结果,坚持认为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下称徐医附院)有责任,主刀医生胡波难辞其咎。但他并没有提供出任何新的证据。

在胡波看来,自己被刘永伟“反咬”了一口,现在都不敢再接大的手术了。医院给胡波放了长假,让他休息、调整。

胡波还担心,“肾失踪”风波可能会带来这样一种后遗症:医生人人自危,采取防御性的检查、治疗,最终导致过度医疗,患者反受其害。

刘永伟则希望人们体会他的处境:右肾“没了”,左肾也慢慢变坏,“等开始透析,就真的离死不远了。”他还称,之前为了治病,欠了不少债。

日前,刘永伟说,现在只想拿到医学鉴定书,弄清楚医院该承担多少责任,这是什么级别的医疗事故。

江苏省徐州市卫计委医政医管处处长孙劲松告诉澎湃新闻,“肾失踪”作为一个舆情事件,徐州市卫计委已经有了调查结论。但该结论不是医学鉴定,刘永伟可以向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刘永伟如果对调查结果或治疗过程有异议,可以到医患调解中心调解,或者走法律程序。

事发至今,刘永伟只是给徐州市医患纠纷调解中心调解员张树槐打电话道了歉,或者用刘永伟的话说是“解释并消除了误会”,希望张继续为自己调解。

至于刘永伟与胡波,这两名同为44岁的中年男人都没有联系过对方,遑论和解。

不信

刘永伟的家在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西二铺乡一个静谧的村庄里。虽分属安徽和江苏两省,但宿州位于徐州之南数十公里,古时有“南徐州”之称,两地居民很多生活习惯相同。

5月11日下午,宿州气温高达20多摄氏度,44岁的刘永伟仍然穿着棉袄,在沙发上坐一会,然后仰躺着休息一会。

面对澎湃新闻记者,刘永伟不断重复着一句话,“为什么同一家医院,两次检查结果竟然不同?全国那么多家医院都说是肾缺如,只有这家医院说肾萎缩,难道那么多家医院都错了?”

就在前一天,刘永伟在南京上班的儿子去南京总医院拿到了他的MRI肾脏扫描诊断结果:经医院相关科室集体讨论,考虑为外伤后右肾移位、变形、萎缩。

刘永伟的右肾曾经引起了一场舆论风波。

2015年6月,刘永伟遭遇单车车祸后,“右侧外伤性膈疝、右侧多发肋骨骨折、双侧胸腔积液、右肺挫伤、肝、右肾挫伤、胸腰椎棘突及横突多发骨折”。

刘永伟在徐医附院进行了两次手术,并在该院住了2个月后,转至山东省立医院检查,发现“右肾未见确切显示”。

此后,刘永伟辗转多家医院检查,均显示“右肾缺如”,其中包括在南京总医院做的彩超结果。

今年5月5日,安徽一家报纸在头版头条刊发报道《我的右肾去哪儿了》,让此事成为舆论焦点。

随后,徐州市卫计委介入调查,与刘永伟一同选定南京总医院作为第三方医院再次检查。医院给出了前述检查结论。

在刘永伟看来,“肾缺如”和“肾萎缩”是完全不同的结果。“完全没有了,叫‘缺如’;而萎缩了,即便萎缩三五年,也可能有核桃大小,不可能完全看不见,不会萎缩得那么快。我住院只有两个月,出院第二天检查就看不到了。”

5月23日上午,南京总医院B超科室一位值班护士向澎湃新闻表示,彩超和磁共振成像(MRI)的探测手段不同,前者靠的是超声波,后者不是,这可能造成检查结果不同;同时,患者做彩超检查是2015年9月,过了近一年才做的MRI,病况可能已经改变。

澎湃新闻未能联系到2015年9月时该科室为刘永伟做彩超诊断的医师魏穷。

5月23日上午,南京总医院宣传部门一高姓负责人表示,该院不再公开回应此事件。此前,该院医学专家受邀作为专家组成员,参与了刘永伟手术后“右肾缺失”的调查。专家意见已经在徐州市卫计委的调查报告中公布--刘永伟术后右肾存在。如果刘永伟有任何疑问,可以到院向诊断的医生咨询。

就刘永伟的猜疑,澎湃新闻咨询了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主任医师、泌尿肿瘤外科副主任江春。他说,严重外伤的肾脏有可能在两个月内从正常大小萎缩至很小,以至于有些影像学检查难以发现。但磁共振成像(即MRI)的分辨率更高,检查结果也更加准确。

“责任”

刘永伟如今睡觉时只能在沙发上趴着,他不能躺平了睡。背部的伤口久未愈合,时常疼痛。

他长吁短叹:“我现在身体非常难受,找不到医院治疗。现在左肾也慢慢坏了,等开始透析,就真的离死不远了。”

5月12日,刘永伟去宿州市医学检验中心做了尿常规检查。他说自己没钱做定量、计数,只能做最便宜的一种,结果满视野都是红细胞,蛋白有四个加号,问题很严重。

他称,之前为了治病,家里花了几十万元,亲戚朋友都借了,欠了不少债。

刘永伟骑着电动车穿过街道时,不少人主动打招呼,他也笑着回应。多位村民向澎湃新闻表示,听说刘永伟借了不少债,亲戚、朋友都借遍了;刘永伟以前身体很强壮,人也很精明,通情达理,但车祸让他身体吃了亏。

但一位与刘永伟有些过节的村民则称,刘永伟以前性格强势,不是那种吃亏的人,村里很少有人登他家的门。

采访中,刘永伟很少提及造成自己重伤的车祸,也不愿透露车祸的原因等信息。其妻子偶尔想表述个人看法,随即遭到他的制止。

刘永伟坚持认为徐医附院应该为其负责。

他的逻辑很简单:“住院期间,患者少了一个器官,跟医院、跟医生没有任何关系,说得过去吗?”

澎湃新闻记者提醒他,现在第三方医院的调查结论是外伤导致的肾萎缩。

刘永伟也不接受:“医院提醒过我吗?相关检查、相关报告中也没有提醒过。”

但实际上,徐医附院称,当时也并不知道刘永伟肾萎缩的情况。该院医务处处长杨煜此前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直至刘永伟出院前,患者的肾功能相关生理指标都是正常的。现在看来,可能是左侧肾脏的代偿功能,掩盖了右肾萎缩的症状所致。

5月20日下午,刘永伟表示,徐州市卫计委至今没有联系告知他正式的调查结论。

而早在10天前,徐州市卫计委就在官网公布了调查结论,也就是南京总医院的检查结果。

刘永伟说自己不会上网,“我现在还在等徐州市卫计委承诺要给我的医学鉴定书。我想知道医院到底有什么责任,应承担多少责任,这是几级医疗事故。”“我现在还在等他们的电话,我还是相信当地政府,相信会兑现承诺,不行我就起诉。”

但徐州市卫计委医政医管处处长孙劲松告诉澎湃新闻:“作为一个舆情事件,徐州市卫计委已经有了调查结论。” 他还表示,徐州市卫计委的前述调查结果不是医学鉴定,刘永伟可以向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申请鉴定。刘永伟如果对调查结果或治疗过程有异议,可以到医患调解中心调解,或者走法律程序。

道歉

调查结论出来后,刘永伟给徐州市医患纠纷调解中心调解员张树槐打电话道歉。

5月18日晚,张树槐告诉澎湃新闻,当天,他接到刘永伟的道歉电话,刘称自己身体状况不佳,心情不好,之前说错了话,请张树槐谅解,希望其继续为自己调解。对于张的帮助,刘永伟说会送锦旗致谢。

对上述举动,刘永伟自己的说法是,致电张树槐进行了解释,双方的误会已经解除。

此前因为“右肾缺如”与徐医附院交涉不畅时,刘永伟曾向徐州市医患纠纷调解中心求助。刘永伟填写的调解申请书显示,其要求徐医附院赔偿200万元。

后刘永伟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索赔200万元,是张树槐逼出来的。”

张树槐此前对刘永伟这一说法一直不能释怀:“刘永伟要是有良心的话,他哪怕给我打个电话,或者给我发个短信都可以。现在是大家一提起来,就说人民调解员张树槐逼他写索赔200万元。叫我的同行怎么看?舆论影响已经造成了,有很多人建议我,不行就跟刘永伟打官司,让他公开赔礼道歉。”

徐州卫计委的调查结论出来后,刘永伟再次接受澎湃新闻采访,他一度否认曾说过“200万元是张树槐逼迫出来的”。获悉有相关录音为证后,刘永伟称,自己用语不正确,会通过电话向张树槐道歉。

张树槐告诉澎湃新闻,如今徐州卫计委的调查结论出来了,刘永伟的肾没有丢,医院也没有盗割他的肾。事实查清楚了,接下来如果双方同意调解,自己愿意继续帮助双方沟通。

张树槐告诉澎湃新闻,刘永伟的儿子曾联系过自己,表示无力诉讼,希望继续调解。

张树槐是徐州市十佳调解员之一,负责对接徐医附院,今年年底就将退休。

他国字脸,1.75米左右的个头儿,穿着蓝色西服,左胸前别着一个徽章,特像一法官。或许是因为长期抽烟,他的嗓音有些沙哑。

他说,自己会给每一位找他调解的患者一张清单,上面清晰罗列着申请调解所需要的材料,还有他的个人手机号码。他说,自己24小时都接听患者的电话。

张树槐记忆力很好,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见刘永伟时的情景,记得刘永伟在调解室坐的位置。

余悸

调查结论出来后,刘永伟与徐医附院互相没有联系过,与胡波彼此也没联系。

刘永伟坚持一分为二地看胡波,感谢他主刀做手术,救了自己一命;但坚持认为自己“肾失踪”,胡波难辞其咎,“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但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刘永伟认为胡波难辞其咎的理由,即前述认为医院有责任的那些理由。

实际上,在媒体将两人披露于镁光灯下之前,他们之间已经毫无信任。

2016年1月5日,胡波在给刘永伟复查时,发现其“右肾缺如”,惊讶之余向刘推荐了泌尿外科的同事。

据胡波介绍,刘永伟的确去咨询了,医生解释了外伤导致的肾萎缩的可能性,但刘永伟随后仍然进行了投诉,并找到徐州市医患调解中心。徐医附院也向调解中心出具文件进行了情况说明,称考虑刘永伟为外伤后右肾血管栓塞导致右肾萎缩。

刘永伟则称,是胡波拒绝给自己看诊后,才向医院投诉科等部门投诉的。

胡波回应说:“刘永伟曾恶意地打电话给我,还有一些恶毒的短信,他高度怀疑我把他的肾偷了。这是对我严重的不信任。这种情况下,还来找我看诊?全国这么多医院,就我一个人会治病吗?对我如此不信任,我应该回避吧。”

胡波不能理解刘永伟的所作所为,无论是自己泌尿科的同事解释,还是医院向调解中心出具的情况说明,“这两次都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还要找媒体,还要整出这么多事情?”

44岁的胡波性格稍显内向,少言寡语,因为“肾失踪”风波,他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不断接受着媒体和监管部门的问询。

他一度连续失眠,“病人的不理解,我还能忍受,因为他们所处的状态,比如像刘永伟的病情,我很同情。但他用谎言等来攻击我,令我很难受。个别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更令人愤怒。”

胡波觉得自己被刘永伟“反咬”了一口,至今心有余悸的他说,自己不敢再接大的手术了。

调查结论出来后,徐医附院给胡波放了长假,让他好好休息、调整。

胡波觉得“肾失踪”风波可能会带来这样一种后遗症:患者怀疑医生,医生被逼自证清白,双方没了信任。如果医生以后人人自危,采取防御性的检查、治疗,每一步都留足证据,避免担上责任,最终可能会导致过度医疗,患者反受其害。

胡波是徐医附院的胸外科主任医师,从医22年,大大小小做过无数台手术。

他依旧清晰地记得,2015年6月19日深夜,他正在家里休息,忽然接到紧急通知要他赶回医院,为一个在车祸中重伤的男子动手术。

他当时不会没想到,这场手术未来会让他陷入一场舆论漩涡。

(责任编辑: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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